任弼時:培養正確的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是一種藝術

2019-12-31 09:13:08 湘潮 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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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全偉

任弼時說,要培養一種正確的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種很細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種藝術,所謂的領導藝術,就是指的這個道理。在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任弼時體現出鮮明的個人特點。作為一個領導者,他堅持原則,對錯誤的思想和行為,敢于堅決且有策略的斗爭;他頭腦冷靜,作風實在,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問題;他注重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和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他待人誠懇,樂于助人,工作細致,善于傾聽,同志們都愿意接近他,向他傾吐心聲,對他的批評也心悅誠服;他既能坦率誠懇地批評別人,又敢于承擔責任,勇于自我批評,為其他同志更深刻地進行自我審視作出表率。胡耀邦曾贊嘆道:現在我們黨內找不出一個對弼時同志人品上有意見的。任弼時堪稱共產黨人的明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明鏡。

獄中斗爭要講究方法

任弼時曾兩次被捕。在獄中,他不僅堅貞不屈,頭腦冷靜,有勇有謀,還鼓勵被捕的同志要堅強,指導被捕同志對敵斗爭的策略,從而使同志們能以正確的方法應對敵人的審訊,以正確的態度對待獄中的生活。

1928年10月,任弼時在南陵被捕。敵人反復提審,均無隙可乘,于是施以“踩杠子”刑,任弼時堅不吐實。在獄中,他言行謹慎,除了幫助普通獄友分析案情,很少同政治犯交談,也從不翻閱任何政治書籍。與任弼時關押在一起的,除南陵一起被捕的同志外,還有在蕪湖被捕的柳湜和戴映東。柳湜時任中共安徽省臨委秘書,戴映東是蕪湖市黨的區委書記。當時,年輕的柳提已被敵人查獲證據,但他堅貞不屈,毫不妥協,常常怒斥敵人,總想著馬上沖出監獄。任弼時告誡他不要急躁,如果沒有沖出去的條件,就要有坐牢的準備,利用坐牢的時間學習革命理論提高自己,避免過“左”的做法,爭取早日出獄。任弼時不同意一些同志由于受急躁情緒支配,受審訊時發脾氣大罵國民黨,認為這樣于事無補:“你不承認是共產黨,這一罵就變得承認是共產黨了。要善于同敵人辯論,進行說理斗爭,爭取不判死刑,過好獄中生活?!貝饔扯匾洌涸阱鍪蓖鏡鈉舴⑾?,許多同志都能以正確態度對待獄中生活,獄中學習的空氣濃厚起來。在柳湜等同志領導下,獄中成立了兩個學習組:一個是工農分子學文化的學習組,一個是有文化的同志學理論的學習組。任弼時出獄后,和其他同志一起通過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和各種社會關系,向獄中送去不少中外政治理論、文化科學書籍,幫助獄友開展學習,把牢房變成革命的學校。柳湜在獄中第一次讀到了《資本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獄后得以從事黨的文化工作和理論宣傳工作。

1929年11月17日,任弼時赴上?;侶肪閡道锍魷睬嗤漚帳∥┐蠡嵋槭?,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押于匯山路捕房。在拘留室里,一些被捕者橫七豎八地躺倒在水泥地上。當任弼時被推進鐵柵門時,被捕的人群里有個青年一直盯著他看。任弼時冷靜、沉著地環顧四周,然后跨過躺著的人,朝這個青年走來。青年剛要站起來打招呼,任弼時按住了他的肩膀,并向他使了一個眼色。那人立刻會意,讓出一塊地方,任弼時就坐在他身旁。這個青年叫周樸農,是共青團浦東區原區委書記,曾向任弼時匯報過工作。被捕時,他是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如今,兩人在敵人的拘留室里重逢,任弼時還沒有了解清楚周樸農被捕的原因,也不知道彼此的案情,按照秘密工作的紀律,當然不應貿然相認,免得招來更多麻煩。漸漸地,任弼時從與周樸農的簡單交談中,得知他也是在競業里被捕的,化名周阿康,身份是內山書店的職員。任弼時知道內山書店的老板內山完造是魯迅先生的朋友,便叮囑周樸農:要注意隱蔽,我們之間要裝作互不認識,敵人對我們雖有懷疑,但沒有拿到真憑實據,內山書店會出面來保釋你的。任弼時的幾句話,使周樸農明白了和敵人斗爭的策略。審訊時,任弼時機智地化名彭德生,自稱由江西來滬謀職,因投親地址不準,被錯捕。當時,他身上除了一張電車“派司”外,沒有任何材料,巡捕房抓不到任何把柄,但不相信他的口供,便對他兩次用刑,特別是第二次,施用了慘無人道的電刑。任弼時被電流打擊了兩次,兩個電極把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印記,用手一按,冒著黑血水。但任弼時以頑強的意志,經受住強烈的痛楚,始終不吐實情。周樸農后來回憶:“弼時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時對我說:‘樸農同志,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經得住考驗,隨時準備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弼時同志的諄諄教誨,給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痹諶五鍪鋇墓睦?,周樸農雖歷經嚴刑,但始終咬定自己是內山書店的職員。敵人找來內山書店的主人對質,內山書店的主人也承認周樸農是自己的職員。敵人毫無所獲,只得將任弼時、周樸農以共產黨嫌疑犯的名義拘捕。后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中央特科聘請上海著名律師潘震亞為任弼時等辯護,將他們營救出來。

對黨內錯誤的思想和行為,作堅決且有策略的斗爭

任弼時一向給人以溫和的印象,很少“疾言厲色”,但在黨的事業面臨重大考驗的緊要關頭,他從來都是堅持原則,堅持真理,不向投降主義、分裂主義等錯誤低頭,堅持以黨性批評人、說服人,與錯誤的思想和行為作堅決且有策略的斗爭。

五卅運動后,面對國民黨內越來越猖撅的反共勢力,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生怕影響聯合戰線,不敢斗爭,處處讓步??吹匠露佬愕燃負醴牌宋薏準抖懶⒌慕準墩?,越來越無原則地遷就蔣介石和汪精衛,作為團中央書記的任弼時和團中央的同志研究后,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見書》,主張武裝工農,發動土地革命,和汪精衛斗爭。

1927年6月下旬的一天,應任弼時之邀,陳獨秀和秘書來到位于武昌的共青團機關參加會議。任弼時當面把油印的《政治意見書》遞交給陳獨秀。6月的武漢,悶熱得很,陳獨秀一邊搖著折扇一邊看,時而冷笑,時而不以為然地說:“幼稚!荒唐!”但慢慢地,他手上的折扇也不搖了??吹階詈?,他發火了:“你們曉得什么?我現在還是黨中央的書記,究竟是黨領導團還是團領導黨?”陳獨秀之所以發火,主要是因為共產國際的代表中有人主張不要和國民黨分裂,黨內同志則批評他右傾投降,而汪精衛卻當著他的面罵共產黨“搗亂”。如何挽救時局,他在政治上已經無能為力,常常自嘆:“我這個總書記還有什么威信呢!”在陳獨秀的心目中,年輕的任弼時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娃娃。這樣一來,在任弼時的面前,他家長制的惡習和一肚子火氣發作了,當場把《政治意見書》撕碎,擲在地上。這時候,團中央的其他同志正在樓上等候。面對陳獨秀的失態,任弼時什么都沒有表示,冷靜地請他到會場去。在任弼時的陪同下,陳獨秀非常勉強地上了樓??崾?,一聽說任弼時要宣讀《政治意見書》,陳獨秀便立刻起身,怒氣沖沖地離開了會場。

任弼時并不氣餒,也不害怕,知道在原則問題上黨內是講是非的。他把《政治意見書》委托中共中央秘書長蔡和森再一次遞交給中共中央。結果,陳獨秀看也不看,又把《政治意見書》“碎之于地”。

任弼時依然沒有放棄。7月3日,任弼時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陳獨秀提出了《政綱》11條,要求會議通過。這是一個以退讓為名向汪精衛投降的機會主義綱領。任弼時對這個綱領堅決反對。他要求在會上發言,宣讀共青團中央的《政治意見書》。這一來,任弼時和陳獨秀政治上的斗爭就在會上公開爆發了。

陳獨秀居高臨下地說:“現在是討論怎樣行動,沒有時間討論上海大學老師的講義?!閉庀勻皇嵌栽諫蝦4笱謂坦娜五鍪鋇拿鍤雍屯誑??!把桿儻渥骯び?,發動土地革命,和汪精衛作斗爭,難道不是當前最重要的行動嗎?”初生牛犢不怕虎,任弼時反問陳獨秀?!罷饈塹持醒氳幕嵋?,共青團沒有資格對政治問題發言?!背露佬慵蛑庇鏤蘼狀瘟?。他忘記了黨章,忘記了任弼時是黨的五大選出來的中共中央委員。他沒有權力剝奪一個中共中央委員的發言權。

見陳獨秀失態了,會場嘩然,大家議論紛紛。但是,陳獨秀最終還是禁止了《政治意見書》的宣讀。

歷史證明,真理站在任弼時一邊。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錯誤,揭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新篇章?;嵋橥ü摹陡嬡車吃筆欏分兄賦觶骸扒嗄暉乓約爸醒胛被岬拇碇っ髯約鶴罱詡湓謖紊系募岫ㄐ?,比黨的中央還高些?!比綣ゴ癰鋈斯叵道此?,任弼時是很敬重陳獨秀的:一來,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創黨有功;二來,陳獨秀是任弼時政治上的啟蒙人之一,他主編的《新青年》雜志,是任弼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之一。任弼時尊重陳獨秀,視其為師長,但這并沒有影響到他對真理的堅持。后來在談到與陳獨秀的政治爭論時,任弼時這樣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p>

而與張國燾的斗爭,既體現出任弼時堅持原則的一面,又體現出他講究策略的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

1936年6月下旬,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施展種種不正當手段來拉攏紅二、六軍團,進行分裂活動。他先是讓人送來一批宣傳品,包括《干部必讀》等小冊子。這些宣傳品,有的指名攻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有的誣蔑紅一、三軍團北上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逃跑主義”,破壞團結,蠱惑軍心。接著,他又派人到紅二、六軍團活動,進行面對面的拉攏和分化。任弼時和賀龍等不同意他們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誣蔑,也不聽他們的花言巧語,立即通知部隊:張國燾派來的干部只準講團結,介紹過草地的經驗,不準進行反對黨中央的宣傳。他們送來的文件,一律不得下發,由政治部封存或銷毀。

7月初,時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向任弼時提出“六軍團歸我指揮”、“二、六軍團調換首長”并“另派政委”、兩軍團在政治上與他“保持一致”等,都被任弼時一一巧妙地拒絕了。此后,張國燾派人向任弼時提出要召開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干部聯席會議,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時告誡來人,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只有在中共中央12月政治決議基礎上才能一致,反對開干部聯席會議。任弼時雖然堅持團結,反對分裂,但他對張國燾的斗爭是講究策略的,即斗而不破,以至于張國燾對他印象不錯,而且很有敬意。張國燾印象中的任弼時形象是:“他原富有青年氣味,經過許多磨煉,已顯得相當老成。當時他已蓄起幾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現在也要笑著叫作‘任胡子了。賀龍當時已經看不出任何土匪氣味,簡直是一位循規蹈矩的共產黨軍人,一切聽由弼時指揮?!?/p>

任弼時十分關心全黨和整個紅軍的團結問題。7月6日,他向張國燾要來與中共中央聯絡的電報密碼后,就紅二、六軍團長征的簡要情況以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北上情況致電黨中央。在此期間,他還多次與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等人談話,以便找出妥善的解決方案,進一步消除隔閡。張國燾后來在回憶錄中談到了任弼時力求化解紅一、四方面軍領導人之間矛盾一事,表示“對于他這種熱忱,極為感動”。他曾笑問任弼時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時也不完全否認,表示愿以調解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為紅一、四方面軍的和好多盡些力量。

在任弼時與朱德等同志的正確方針指導下,張國燾的分化、拉?;疃尷犢沙?,紅二、四方面軍達成一致,表示要團結起來,繼續北上,與中央會合。

對待同志,像“媽媽”一樣愛護、關懷

任弼時說:無論對干部或群眾都不能使用高壓手段,不能威懾,不能使人害怕。干部或群眾因懼怕而畏怯,而疏遠,而不講真話,那你就無法弄清和澄清問題了。平時,任弼時對同志非常愛護。無論干部或群眾都樂于接近任弼時,說他和氣、可親、可敬,愿意同他談問題,特別是敢于把自己的心里話、難言的苦衷,盡情地向他傾吐出來,所以大家稱任弼時是“我們黨內的媽媽”。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經常到機要科偵察分隊的工作房去詢問工作情況。有時,他會與這些小報務員坐在一條板凳上聊天。當報務員偵聽到一個重要情況時,任弼時?;岷八塹拇潞瘧硌锪驕?。報務員有時困得不行,偵聽時忍不住閉上眼睛扣個噸兒,若任弼時遇上了,就在他們肩膀上輕輕一拍,隨口說一句“小鬼,以后注意”,也就了事。有一次,一個名叫蕭榮昌的報務員在機房玩,看到通訊員的馬槍立在床邊,就拿起來擺弄,并舉槍做瞄準狀,哪知道槍是上了子彈的,“砰”的一聲響,立時驚呆了所有在場的人,幸好沒有傷著人。在司令部打槍,這還了得?蕭榮昌嚇得渾身發抖,生怕自己被送到保衛局審查。任弼時聞訊把他叫去,詳細地詢問了情況后說:“小鬼,以后要注意呀!”就這一句話,沒有更多的責備,事后也沒對蕭榮昌做任何處分。

任弼時在蘇聯時處理陳郁的問題,也鮮明體現了他的這一特點。

1938年3月,任弼時到莫斯科接替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到職后,他在政治秘書師哲的協助下,嚴肅認真地清理了王明任職期間留下來的諸多問題。一天,師哲在清理遺留文件時,發現了王明給予陳郁“最嚴重警告處分”的決定和陳郁的8次申訴信。陳郁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活動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后因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于同年6月被送往蘇聯學習。在蘇聯期間,陳郁又同王明持不同意見,屢與王明對立,因此受到王明、康生等人的無情打擊。最后,王明與康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給陳郁以最嚴重警告處分,并送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改造,連組織關系介紹信都不給他開具。從此,陳郁改名“彼得”。陳郁一再上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申訴,都被王明無理扣壓。1938年王明回國時也未作任何交代,直到師哲在清理一團亂麻似的檔案時,才知道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工人中的“彼得”原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郁。

任弼時獲悉此事,十分氣憤。他仔細審查了對陳郁的處分決定,認為理由站不住腳,隨即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并決定召陳郁到莫斯科問明情況。當陳郁走進辦公室時,任弼時趕忙走上前去,一把握住他的手,抱歉地說:“真是對不起,陳郁同志,關于你的情況,我們知道得太晚了?!奔婦浠?,令陳郁熱淚盈眶。他向任弼時傾訴了八九年來的曲折遭遇。任弼時安慰他:“你的問題很快就能解決。現在國內形勢與你出國時大不同了。我們黨成熟了許多,根據地比過去大多了,軍隊也強大多了?!奔ざ某掠粢舐砩匣毓渭誘蕉?。任弼時認真地說:“由于報批復查需要一定的時間,請耐心地等一等,我一定負責督促共產國際干部處盡快解決?!?/p>

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研究了陳郁的全部材料,決定取消給他的處分,并恢復了他的組織關系。1940年3月,陳郁實現了多年的愿望,回到祖國,來到延安。以后,每當陳郁回憶起這件往事,都會深情地說:“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稱贊弼時同志是‘黨內的媽媽,,我認為,對于這個光榮稱號,他是當之無愧的!”

在生活上,任弼時也是無微不至地關心、體貼同志們,幫助大家解決實際困難。

1940年5月,任弼時和李富春乘車到真武洞去視察黨的七大會址。路經安塞縣侯家溝時,他們將車子停在一所小學門前,下車走進了這所小學。任弼時有一個習慣,走到哪里,就把調查研究搞到哪里。在同校長的談話中,他得知該校有位女教師姓賈,是陜西韓城人。任弼時迫不及待地問:“她的女兒是不是叫師秋朗?”

校長很驚訝:“你怎么知道?”

任弼時說:“先不談這個,趕緊把她們請來?!?/p>

賈老師帶著女兒來了。經過了解,任弼時斷定她們就是師哲下落不明的妻女,于是把她們帶回了延安。師哲見到離別15年的妻子和女兒,異常激動。

其實,師哲并沒有請求組織的幫助。任弼時不過是在一次聊天中,了解到師哲家庭的情況,就記在心中,一有機會就幫助尋找。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被他找到了。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決定派出干部團挺進東北。時任延安青年救國聯合會宣傳部部長的東北人褚志遠是東北干部團的成員之一。干部團臨行前,褚志遠去棗園向任弼時辭別。任弼時和藹地詢問了他的近況,關切地說:“去東北的路程很遠,相隔這些年,那里的情況你已經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給黨中央和我,別帶了。等到那里打開局面,站穩腳跟,中央再負責把孩子給你們送去?!癟抑駒兜畝擁筆被共宦剿?,帶去東北確實有困難。但他想,哪能給中央首長增添麻煩呢!而且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此已有安排,通知他帶著小孩,組成東北干部團第十一中隊家屬隊化裝挺進東北。任弼時聽褚志遠講明情況后,又關心地問:“帶孩子趕路不方便,有牲口嗎?”聽褚志遠回答說沒有,也不肯提其他困難時,任弼時笑著說:“咱們都是一無所有,我知道困難是很多的。好吧.我給你寫個條.到中央辦公廳找賴際發同志,讓他批你一點錢?!比五鍪畢鋼氯胛⒌墓匭氖柜抑駒妒指卸?。臨走時,任弼時還語重心長地叮嚀:“你是東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沒回家了。到家鄉后,要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要戒驕戒躁,萬不可有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想法。我黨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為黨多做工作?!?/p>

任弼時公私分明,進北平后他特別強調因私不得使用公車。有一天半夜,任弼時秘書的愛人臨產,當時任弼時剛吃安眠藥人睡了,工作人員不好打擾他,就用三輪車把產婦送到醫院。第二天,他知道了這件事很生氣,批評工作人員太機械,該用車也不用,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辦?出了事怎么辦?工作人員雖然受到批評,但心中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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